新华网北京3月29日电《光明日报》3月30日将刊登《论增强忧患意识》的文章，全文如下：

论增强忧患意识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这“三个意识”，概括了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很多要求，在新形势下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中的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警醒作用。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古代先哲们虽然发现了事物兴衰变易的现象，但都难以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怪圈。惟有马克思主义，才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正确认识不同社会盛衰兴亡的原因以及增强忧患意识的必要性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善于辩证地、全面地看待成就与问题，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勤勉地工作，更加严格地自律，更加自觉地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

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这“三个意识”，概括了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很多要求，在新形势下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中的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警醒作用。只有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我们才能辩证地看待形势，辩证地看待成绩，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

治国古训蕴含宝贵启示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一充满辩证法的警世名言，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铭记。从古代先哲们对忧患意识的最早论述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

早在《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之说。后来《左传》中也称：“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公十一年）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兴衰无常，国家安危不时发生转换，存亡继绝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间。于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便疾声告诫：“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战国策·楚策四》）后来，人们不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称：“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唐·吴兢《贞观政要·灾祥》卷十）。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他还比喻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因此，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告诫唐太宗：“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基于对事物矛盾法则的深刻理解，是对国家兴衰存亡内在规律的重要思考。宇宙沧桑，天地万物，无不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嘿，有动便有静。”（宋·朱熹《语类》卷九十五）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有机结合于一个整体之中，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即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它们的矛盾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在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也常常发生变易，从而出现现代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恒常的事物是没有的，一种因素里很可能蕴含着否定自己的另一种因素。古人很早就从大量的社会现实中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认为“昌必有衰，兴必有废”（汉·王充《论衡·治期》）。这实际上告诉人们，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兴盛了就可能开始衰落，即所谓“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管子·重令》）

把这种道理应用到治国理政当中，那些善于总结经验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便意识到，一个朝代、一个政权的繁荣和稳定也不是绝对的。兴衰成败是常有的事情。初当政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廉洁勤政，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面貌。但时间一长，既得利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惰性增长，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纲常废弛，在表面的太平景象之下，便蕴藏和积聚起种种矛盾。如果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日渐尖锐，遇到某种导火索，便会骤然爆发，把那种太平盛世的衣装撕得七零八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些有远见的、清醒的政治家、思想家，便时时警告：“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

居安思危掌握历史主动

那么，安危变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现代政党为什么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呢？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虽然发现了事物兴衰变易的现象，并力图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但都没有找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往往将其归结为某种外在的、神秘的“天命”，或认为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因果报应”和“轮回”现象。虽然也有一些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避免衰亡的命运，有的也收到相当的效果，但从根本上来说，古代的封建王朝，都难以摆脱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惟有马克思主义，才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正确认识不同社会盛衰兴亡的原因以及增强忧患意识的必要性指明了方向。

纵观古今，国家兴衰，文明交替，都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种是客观因素，一种是主观因素。客观的，首先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规律。按照这一规律，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旧的事物不断衰亡，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新陈代谢史。而这种新陈代谢在人类社会如何发生，又由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朝代的兴衰存亡，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命运，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决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有这样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任何事情和现象，都成为天定的了。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类本身。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干什么、不干什么，是可以由人自身来选择的。人不能制造或消灭客观规律，但可以改变客观规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条件，从而使客观规律作用的方向和结果符合人的选择和努力。